打拐志愿者引出卖儿父母 网友质疑“钓鱼执法”
在榕务工年青夫妇非婚生子，因“无力抚养”三儿女，在QQ群内变相叫卖刚出生男婴。经打拐志愿者举报及全程配合，福州警方于11月16日在现场及时制止了这桩卖子“交易”。该报道引发国内读者高度关注，但一些网友在批评卖子父母做法欠妥的同时，也对打拐志愿者的行为提出了质疑：“打拐志愿者行为感觉就像钓鱼执法”，“这应该算是诱导他人犯罪吧”。
对此，福建理争律师事务所陈捷律师表示，打拐志愿者行为不仅没有违法，而是值得鼓励的。陈捷说，“钓鱼”一词其本身只针对行政机关和执法者而言，“钓鱼”和“执法”是一个统一称呼，缺少其中一个要素都不能认定为“钓鱼执法”。而对于没有执法权的普通老百姓，说其“钓鱼执法”欠妥。”
网友质疑 志愿者诱导生父卖儿？
11月中旬，一对年轻的父母以送养为由，开价4万元叫卖亲生儿，并最终在福州街头真实“交易”。此事背后，民间打拐志愿者“仔仔”花费不少精力进行关注，从网上联系、商定价格、约定交易，到赴榕接头、通知警方，再到警方出击，正因为打拐志愿者对这次事件的全程介入，使得部分网友对其做法提出强烈质疑。
为此，网友“流烟”表示，“都在骂孩子的父母，他们的行为固然可耻，可是那个所谓的打拐界的英雄难道就做对了吗?他不去做思想工作，或者解决问题，而是引诱他们一步一步走向深渊，他就做对了吗?这样就是英雄了吗?”
网友“殿明”则直接回复，“这是完完全全的钓鱼执法!”
对于这样观点，有不少网友表示赞同。受这些观点的影响，也使得部分网友开始对打拐志愿者的行为表示不理解，甚至有人认为正是打拐志愿者一步步设下“陷阱”，一手“导演”了这起生父卖子事件。
到底打拐志愿者的行为算不算钓鱼执法呢?
律师说法A 志愿者行为不算钓鱼执法
对于网友产生的质疑，记者采访了福建理争律师事务所陈捷律师。他表示，“网友的这种说法欠妥。如果公民为了把违法者引诱出来，将其违法行为或罪行暴露在公安机关的掌控之中，这样的行为本就不应该遭到网民的谴责。”
从这起事件来看，首先需要明确卖子父亲阿斌(化名)的行为是否涉嫌违法，那么就是要区分“送养”和“买卖”两个关键词。
11月16日，在鼓楼刑侦大队，阿斌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，“‘送养’孩子之初并没有明确的想法要收钱把孩子卖掉。提出的4万元也就是个‘情感补偿’，并不是明码标价。”
陈捷认为，“以获利为目的买卖亲生子女行为，也应当以“拐卖儿童罪”定性，阿斌虽称自己的行为是‘送养’，但未采取正常手段且明确要求对方提供4万元的补偿，这可以被认为是变相买卖行为。若非公安机关及早制止，他的行为必定涉嫌‘买卖人口’。”
“而事实是，打拐志愿者仔仔通过自己的行为，将阿斌的违法行为暴露在公安机关的视线内，为公安机关执法提供了帮助，他的做法对社会是有利的，值得鼓励。”陈捷说。
同时，针对网友提出的“钓鱼执法”一说，陈捷也表示，“‘钓鱼’一词其本身只针对行政机关和执法者而言，因此，‘钓鱼’和‘执法’是一个统一称呼，缺少其中一个要素都不能认定为‘钓鱼执法’。而对于没有执法权的普通老百姓，说其‘钓鱼执法’欠妥。”
B “特情介入”也不算“钓鱼执法”
“最初，这种做法只应用于公安机关为严厉打击毒品交易等犯罪活动中，由于这类犯罪活动隐蔽性强，为起到震慑作用，国家公安机关采取了一种‘特情介入’。就是通过卧底等手段与毒贩发生交易，掌握证据人赃并获。”陈捷表示，“普通的理解，这就是‘钓鱼执法’。”
行政管理机关对于其所管理的事项，通常来说具备一定的国家公务性质，比如说交警管理公共交通，公路局负责道路养护管理等等。“有行驶公权力的行政机关在执法过程当中，是不允许通过引诱导致行为人违法，并进行相应的行政处罚，这是明令禁止的。”
陈捷认为，“行政机关作为社会管理者，如果利用钓鱼执法，就是破坏了正常的管理方式，扰乱社会秩序。”
“针对打拐志愿者在事件中的行为是否涉及‘钓鱼’，国内也有法律界专家进行过明确区分。”陈捷介绍。
人们通常所认为的“钓鱼执法”行为，是诱导触发型“钓鱼执法”。即行为人最初并没有想要违法的念头或意图，被执法者一再引诱，诱发行为人进行违法犯罪，这样的行为属于非法的。
“此类‘钓鱼执法’作为一种非法手段，嫌疑人在庭审过程中，完全可以为自己进行无罪辩护。不过，也并非所有的都是错误性行为，有一些从法律上来说也是被允许的。”
这就是提供机会型“钓鱼执法”。即行为人原本已有违法犯罪意图，并已完成了违法前的准备阶段，一旦发现机会就会进行违法犯罪。
陈捷表示，“严格意义上来说，这类行为可以被认为是一种‘调查’。”
延伸阅读
这两种行为算“钓鱼执法”
其实，在生活中，身边时常会出现涉嫌“钓鱼执法”的情况，看下以下两个小案例，学会区分“钓鱼执法”。
案例一：福州一处文物保护景点，游客在景点内题词现象严重。为对这一陋习加以整治，景点管理方派出了专门的巡视员，佩戴袖标现场巡视。巡视过程中，巡视员A为偷懒，目睹游客B刻完“到此一游”后，上前对其进行行政处罚。游客B得到的惩罚是代替巡视员A现场巡视2小时，而如果游客B抓到下一位违章者，便可离去。早在三四年前，在福州的街头交警们也采用相类似的方法处罚闯红灯市民。
对此，陈捷认为，巡视员和交警的这类做法，其实已有浓重的“钓鱼执法”色彩。因为被暂时委托某项执法权的被处罚者，为了尽早脱离处罚，很有可能设下“陷阱”，引诱他人违法。
案例二：运管部门整治出租车营运市场。执法员A伪装成乘客乘坐一辆“黑的”，上车后到将其指引至预定地点，由执法人员对司机进行处罚。执法员B伪装成乘客乘坐一辆的士，上车后主动告知的哥可以不打车票。随后，执法员B对司机不打票行为进行处罚。
陈捷认为，要分辨上述案例中运管部门是否存在“钓鱼执法’，首先要看司机本人是否主观意识想违法，是否付诸于行动。执法员B主动提醒的哥可以不打车票，是一种暗示和诱导，类似的“微服私访”就是为了执法而执法，典型的“钓鱼执法”。
而黑车司机本身正在进行非法营运，执法员A的行为严格来说，可以被理解为正在进行非法营运调查。不过，作为执法者又充当人证，手段也不够高明。一旦黑车司机得知执法者身份后，也会反咬一口污蔑执法者在进行“钓鱼执法”。“根据经验来看，这样的执法也多以证据不足收场，执法效力大打折扣。执法者A最好的办法，是寻找乘车市民，与其同行，提取证据，让非法营运者无话可说。”
